7月1日，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十二条指出，国家健全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完善粮食储备制度、流通体系和市场调控机制，健全粮食安全预警制度，保障粮食供给和质量安全。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洪涛表示，这是我国**将粮食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粮食安全被置于金融安全之后，可见国家的重视程度。
作为粮食局的一名部门负责人，李超(化名)**时间将这一信息转发至微信朋友圈，并表示，国家安全法明确提出要保障粮食安全，其意义重大。
与李超的表态类似，在新的国家安全法出台后，粮食业界人士认为，此举意味着国家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在国家安全治理中的重要性。
粮食安全新常态
作为国内权威的粮食问题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合作局局长程国强一直在通过各种平台和渠道，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
“中国农业很早就开始进入新常态，我们也应该树立新的粮食安全观。”程国强说。
传统的粮食安全观念认为，我国的粮食生产必须要保证足够的数量，以应对国内粮食市场出现的突然性变化。
在此种思路的推动下，我国制定各种利好政策，鼓励农民的种植积极性，托市、临储政策应运而生，中储粮体系由此建设。国内粮食生产中，过度农药、化肥的使用也被忽视。这种思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保证了国家的粮食安全，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这种思路遭到各界的诟病。
在洪涛看来，国家这种不计成本的粮食安全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种不太负责任的安全观。
程国强认为，我国的粮食“十一连增”，是以化肥、农药等投入增加、农业开发强度濒临极限、生态环境牺牲为代价的;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国内耕地资源的减少趋势不可回避，利 用国外资源也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战略选择。
“这意味着，中国的新粮食安全观，是确保资源安全前提下的粮食安全，而粮食连年增产并不代表粮食的真正安全。”程国强说。
东方艾格分析师马文峰也表示，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与金融安全一样关键，应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来对待。
“作为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础，如果我国不能真正重视粮食安全、农业安全，我国的经济发展一定会出现大问题。”马文峰说。
2013年底，我国重新界定粮食安全内涵。
国务院*****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安全，把13亿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从保全部，到提出保证谷物基本自给，我国也**将适度进口作为粮食安全战略的内涵之一，要求更加积极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和农业资源，有效调剂和补充国内粮食供给。并要求，粮食安全的保障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
“进口和出口是用来保证国内粮食安全的工具，而不能被视为一种目标。我们不能以进出口量来衡量粮食是否安全，而应该根据国内实际，国际粮价低的时候，适当进口;高的时候，适当出口。”洪涛说。
改革出新思维
在马文峰看来，一个国家的强盛，从来都是从农业的强盛为始，而粮食的不安全，则会给国家安全带来巨大隐患。
“大家都清楚，如果国内的粮食生产继续按照现有模式发展下去，安全问题迟早暴露。”马文峰说。
近两年，由于生产销售倒挂，国内国外价格倒挂，我国粮食行业早已陷入困境。粮食加工企业以及下游的饲料生产、深加工企业都**亏损泥沼。
洪涛说，要想真正解决好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我们不能围绕安全来讲安全，而是要在重视粮食安全的前提下，突出重视效率安全。”洪涛说，现有政策下，国内的粮食价格并不代表真正的市场价格，因此，对于市场没有引导力，也造成了市场的紊乱，应该以*小的成本来获得粮食安全，或者在同样安全的前提下，选用较低的成本，才是出路。
洪涛认为，从目前的粮食市场来看，几个重要的市场因素没有起到作用，或者起到的作用远远不够：“一是期货市场，作用不够;二是价格指数，指导作用不强;三是农户还处于政府让种啥就种啥的境地，布局不科学，随意性强;四是政策制定者与实际脱节。”除上述问题外，在马文峰看来，我国对粮食安全的关注还应该扩大其范畴。
“不止是粮食安全，其实是整个农业的安全，都应该纳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马文峰说。
马文峰认为，包括粮食在内的国内农产品陷入过剩而高价的尴尬局面，是由于国家政策观念的错误所致。“我们更应该保的是国家的生产能力，而不是保储备能力。国家现在存储了这么多粮食，这对粮食安全的帮助并不大。因此，‘手中有粮’不应该理解为我们存了多少粮食，而是我们能生产多少粮食。”作为基层的实践者，黑龙江省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则表示，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的解决，应该着重在市场要素上下工夫。
“原来我们的粮食体制是统购统销，现在虽然在改，但很多人的思维还是统购统销，这么多年根本没有改变。”王小语认为，保口粮只是粮食安全的一个方面，抓住市场机制的各个要素，是另一方面。
“原来调控粮食是抓购销，粮食企业一抓就灵，现在就没有用了，其实根在期货市场，在价格要素。”王小语说。
马文峰认为，对于农民来说，粮食生产已经成为其副业，并不能通过种粮来获得有效收入。从这一方面来看，如果财政能给予农民300~500元/人的补贴，这将极大地推动土地流转的积极性，这或许能成为解决国内农业安全之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则表示，从目前来看，国家的粮食安全观已经改变。从正在进行的改革来看，中央将给予地方更大的自主权，通过制度倒*，让地方政府结合实际，制订实施更具地方特色的支持政策。
“我国将把顶层设计和地方探索结合起来，形成多元化的粮食支持政策，将不会再存在单一的粮食支持政策。”李国祥说。(中国食品招商网)
